1903年5月，钱瑛生于湖北省成宁县钱家庄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早年离家，先到广东，后赴日本东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来返乡，病死。

　　钱瑛自幼聪颖，虽然四岁以后才得以正式进学校读书，但入学以前，已在母亲和哥哥的教导下，识得不少字，并能吟诗、属文。

　　她写的诗在家乡广为传诵，被乡亲们誉为“当今的钱六姐”（钱六姐是当地早年的一位才女）。

　　由于家庭为她包办了一门亲事，钱瑛数度愤起抗争，最后竟用剪刀猛戳自己的喉部，幸被人发觉抢救，才免于一死。

　　1927年初，24岁的钱瑛，在湖北女师，由吴瑞芝介绍参加了中国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党员。

　　同年夏，党组织派钱瑛到江西省九江市总工会组织部任干事，负责纱厂和火柴厂的工作。

　　党组织打算派她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未及启程，南昌起义受挫，她又赶赴广州，找到领导的教导团，在恽代英领导下搞兵运工作，并参加了广州起义。

　　起义失败，钱瑛与起义部队失去联系，在逃出险境时，她慌不择路，见有民船，便急忙跳了上去。

　　等到她上船后发现船里都是女人，一个个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经询问才知道原来是条贩卖人口的人贩子船。

　　那两个人先是欺她孤身弱女而起邪念，后又怀疑起她的身份，欲拿她去报案请赏。

　　大意是，未婚夫天亡，自己矢志守带；近随父出外投亲，路遇土匪，父，随身财物亦被抢光，虽处境艰难，初志不移。

　　夜里同店的那两个人仍在跟踪她，车上的乘警也发现她无票，怀疑她是，特别注意到她前额上似乎有戴过军帽的痕迹，对她进行了搜身，结果搜出了那块写着仿《木兰辞》的手帕。

　　当时车站的站长和印花税局的局长对这首辞都颇赞赏，认为这样一位立志于“节、孝”双全的女子，不会是，不必加害于她，于是放她走了。

　　1928年7月，党组织派钱瑛到上海，担任全国总工会秘书处秘书及内部交通工作。

　　她和爱人久别重逢，胜似新婚，但他们不求安逸的生活，共同要求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组织决定派他俩一同到洪湖地区工作。

　　正待启程时，党在上海的工会组织遭到破坏，谭寿林出于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自愿留下来处理善后工作，让钱瑛先走，并约好等上海事毕即刻动身赶赴洪湖。

　　不料，钱瑛走后不几天，谭寿林就由于叛徒出卖而在4月22日清晨，被反动派逮捕入狱。

　　狱中，谭寿林受尽酷刑，坚贞不屈，5月30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5岁，这一年，钱瑛28岁。

　　这一对革命夫妻，共同生活，前后还不到半年，实在令人扼腕，钱瑛后来终生未再嫁。

　　1932年8、9月间，洪湖苏区大部失守，钱瑛到荆潜一带寻找潜江县委书记所带领的独立团，恢复荆潜地区的工作。

　　她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骗过敌人，脱离了虎口，然后化装成一个跛足农妇，手提破篮，沿途乞讨到汉口，在亲友的掩护下，稍事休息，即赶到上海去寻找党的组织。

　　的一些报刊上除宣布钱瑛已死的消息外，还有这样一些报道：“匪中一贞姑，誓抱独身志”，“其为匪中省委兼潜江伪保卫局长，著名员钱秀英（钱瑛的曾用名），年仅23岁”，“常骑马冲锋陷阵，与剿匪军作殊死战”，“匪首贺龙，甚尊敬之，常呼之为钱先生，外传系贺龙之妹，误也。”

　　钱瑛在上海钱亦石家中看到报纸上这些报道，知道敌人以为她已经死了，十分高兴地说：“这下子好了，我可以更好地活动了。”

　　她痛斥叛徒、特务，愤怒地打了他们耳光，因此遭到特务毒打。在敌人的法庭上，钱瑛以压倒敌人的气概，和伪法官展开辩论，表现出一个员崇高的革命气节。

　　1933年7月，钱瑛被押解到南京模范监狱，化名彭友姑，始终未供认员的身份。

　　她在狱中利用各种机会假思想工作，鼓励难友们锻炼身体，努力学习，充实百己。

　　为争得政治犯的合理待遇，反对敌人暴行，她和难友们先后进行了四次绝食斗争。

　　如伪反省院的反省人员一览表中，在“彭友姑”名字下边注的是“个别训管”，评语是“思想顽固、言行不良，继续留院反省”。

　　1940年冬，钱瑛被调到南方局，担任驻川康特委代表，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

　　她也在受审查之列，面对当时的“抢救”运动，她不顾个人安危，甘冒风险，挺身而出为被冤枉的同志申辩。

　　这期间，她曾两次到社会部作报告，最终以大量雄辩的事实，阐述我党在百区地下工作的情况、特点和规律，有力地回击了有关谎言，保护了不少好同志。

　　1945年冬，钱瑛任重庆局组织部长。在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她昼夜操劳，做了大量组织工作，深受周恩来、董必武的器重和信任。

　　解放后，钱瑛奉调到中央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央委员会副书记兼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而且她还是新中国第一任监察部部长，历任内务部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

　　她为维护党风党纪和国家政纪尊严而呕心沥血。在她主持和参与下，不仅认真处理大批已成案件，为许多好同志冤狱，还注意抓那些起于青萍之末的倾向性问题，把大量工作做在防患于未然上面。

　　钱瑛身居高位，牢记基层群众的疾苦，每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下面作调查研究，检查案件。

　　她对工作极端热情，但一贯保持冷静头脑。对一些错案、冤案，她敢涉禁区，予以甄别、，许多干部称颂她为“女包公”。

　　而即便如此，她依然坚持原则，更曾忧心忡忡地对一位老同志说：“现在有些事情，我们得讲话了。我们不讲，谁还讲？！”

　　她还意味深长地对同志们说：“过去，我曾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和敌人进行斗争，现在我还是这样，不过斗争比那时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由于医护人员的悉心尽力，钱瑛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但最终还是病情恶化，于1973年5月第次住进日坛医院。

　　7月26日，钱瑛逝世，终年70岁，自此走完了她嫉恶如仇，坚守正义和原则的一生。